土壤修复新纪元来了，真正的发展机会
受投融资环境变化、政策驱动、主流改变等因素影响，土壤修复发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分化，在2019年试图寻找机会逆袭的企业，是否能看清行业发展趋势？
想在土壤修复行业找到立足点，不仅要应对行业扩张加速、准入门槛趋严的现状，还要追赶技术路径呈现的新趋势，又该如何拥抱新一轮行业愿景？
与2018年环保资本寒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仍旧维持稳步释放的利好态势。
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土壤修复市场规模达到104亿左右。这其中，合同额接近72亿的工业类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成为重头戏，且资金规模愈来愈集中于大项目，达到亿级的项目就约占一半市场规模。
即便如此，当前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的产值不及环保产业总值的1%-2%，而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的土壤修复产业中已经达到30%以上。
2018年8月31日，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对外公布。
这部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分类管理、污染担责、公众参与为原则的“最严”土壤污染防治顶层设计，针对土壤污染风险高的企业地块，将结合地块详细调查，提出有针对性的污染防治、风险防控等措施。
但与水污染防治法侧重于处罚相较，土壤污染防治法更倾向于系统性修复工程，侧重点在“修复”。
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
一方面对于污染责任人认定、污染治理谁来买单、如何对污染行为严惩重罚等核心问题作出了明晰界定，另一方面则明确提出土壤污染责任人承担污染地块的修复责任。此外还强化了农业投入品管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并加强对未污染土壤和未利用地的保护。
地方层面的制度设计随即纷至沓来。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广东、湖南等地陆续提出具体治理目标及实施方案。 诚如上海以农用地中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中的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明确监管的重点污染物、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设定分阶段目标指标；湖南则强调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土壤污染防治。
自此，一系列相关政策接连出台，也构成土壤修复行业黄金发展机遇的外部动力。按照多部委针对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的时间安排，计划于2020年底前摸清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况。
而以上述新规为分界点，土壤修复在迎来系统全面的准入门槛的同时，也跑步进入了由政策标准驱动的新常态。尤其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后，逻辑变了，将污染场地治理好，是唯一的考量。
对工业污染场地进行土壤修复，是其再利用的前提，这也赋予了土壤污染防治市场最为鲜明的原则与标识。而在此前虽也重视技术，但土壤修复是从属于成本考量的，用多高的技术手段取决于有多少的污染治理预算。
正基于此，污染场地修复+风险管控已逐步成为当前土壤修复技术的主导之一。修复项目也将由单纯的技术和设备主导，向方案设计和工程设计主导转变，即由“硬”技术向“软”技术发展，逐步摆脱“土方”工程的形象。
此外从市场层面来看，来到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收官节点，2019年土壤修复市场预计达到200亿。在未来两年内，土壤修复的市场投资体量有望升至1980亿，这也远远大于大气和水污染治理所带来的想象空间。其中又以耕地与城市场地修复为最，前者均具备超过千亿级的潜在空间。
往前为工业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持，防治管控污染物进入土壤，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和应急措施，往后为业主单位提供监测等配套服务，这两块的市场比土壤修复市场还要大。
尤其在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全国详查、污染场地修复方案与风险管控方案设计等咨询类项目领域，积蓄已久的能量或将持续蓬勃而出。
如此庞大且美味的蛋糕，又有多少企业布局分羹？截至目前，包括博世科、高能环境、东江环保、永清环保在内的环保企业已纷纷闯入土壤修复领域，寻求发展机会。
以央企及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企业也竞相选择跨界、加速布局，多家背景雄厚的土壤修复公司由此成立。从长期看，技术的成熟度、适应性及产业化将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这就为那些真正掌握修复技术的企业，提供了空间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