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一场久久为功的硬仗
当前国内水环境治理问题非常突出,要以久久为功的精神去治理、打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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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如此表述。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资源能源所所长王家卓看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到水环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房前屋后的池塘、河流不能是黑的臭的;城市下雨后没有内涝;水龙头里的饮用水清洁安全。
然而,目前国内的水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美好期望仍存在差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推进水、土壤污染防治,实施重点流域和海域综合治理,全面整治黑臭水体。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完善收费政策。”
近日,E20环境平台在京主办的“2018(第十六届)水业战略论坛”上,王家卓表示,当前国内水环境治理问题非常突出,在做到不黑不臭的同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以久久为功的精神去治理、打硬仗。
水环境治理问题百出
2015年4月,国务院正式颁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我国水环境治理目标提出具体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要于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
三年过去了,我国黑臭水体治理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除了295个地级城市,诸多县级市、县城、建制镇的黑臭水治理压力仍不容小觑,水环境治理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
王家卓表示,重厂轻网就是当前水环境治理的首要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非常重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但对管网重视不够,导致当前污水收集系统效率低下、进水浓度低。
“污水厂本来是处理污水的,但现在处理的却是经过大比例稀释后的污水,河水、地下水、山泉水等和污水混在一起进入污水处理厂,这不仅挤占了污水管网的收集能力,也挤占了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还浪费地方政府大量的污水处理费用。”王家卓说,由于国内有些地区控源截污不到位,存在污染源、排水口调查不彻底,内源污染清理不到位,合流制溢流污染未控制等问题。
还有一些地区把生态修复异化为简单的种水草、撒药、铺石子、曝气、修浮岛等,导致水体的生态修复治理表面化、虚无化,河道真正需要的生态修复却没有进行。王家卓说:“一些地区盲目追求大水面、高水位,其实并不是水多就生态,水多反而容易导致河水倒灌进入排水管网,增大排涝压力。”
另外,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力度也还不够。理论上来讲,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弹性”的海绵城市,是系统治水的思路,也是治黑除涝的灵丹妙药,但在王家卓看来,海绵城市是理念、方法和方式,而不是工程、产品,不仅仅是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和绿色屋顶。用好海绵城市的理念,对于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大有帮助。
除此之外,对于水环境治理,业内普遍认为“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核心在管网”,但在王家卓看来,水环境治理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责利不对等、有些绩效不科学、后期违约风险大也是主要问题,“大部分水环境治理的PPP项目都没有包括管网,管网不打包,如何确保它达标呢?这存在很大的风险”。
未来治理的侧重点
水环境治理的本质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其服务水平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在王家卓看来,若从以上三个维度思考当前的水环境,我国已经具备全面治理城市水环境的条件。
为此,王家卓建议推行水岸厂网一体化的治理模式,真正把问题根源和措施对应起来,也能够明晰责任边界。另外,未来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厂到网,要真正重视排水管网,抓污水收集系统的提质增效;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也应该纳入考核范围,才能提升污水收集和处理效率。
对于黑臭水体的整治,王家卓表示,第一阶段要先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让水体不黑不臭;第二阶段削减入河污染物;第三阶段是把这些河流变成可亲近的河、可呼吸的河、能游泳的河。
另外,合流制污水溢流污染控制也是一个重要领域,这涉及到监测、评估、建模、修复、源头改造、调蓄、污水厂等方面,非常复杂。海绵城市理念也要持续推进,要采用绿色方法的源头控制,对于分流制地区的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控制和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王家卓还表示,地下式、花园式污水处理厂将会增多,一级处理部分需求加大。“目前有一部分污水处理厂需要改造,改造的方向不是生化部分,而是它的一级处理部分,当然这也取决于环保部门监管办法的改革。”
与此同时,水环境治理PPP项目也会继续推进。“由于水环境治理技术体系较为复杂,涉及到后期运维,并且绩效明显,是非常适合做PPP的。当前PPP的监管日趋严格、规范化,科学地设定责任边界和绩效考核体系,严格按效付费,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其核心。”王家卓说。
环境政策将从长远谋划
环境质量改善离不开系统施治和综合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行业的最大助力就是来自政府的重视,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十三五”规划,再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近几年密集出台多项法规政策就是例证。
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完成的国家机构改革,生态环境领域改变了九龙治水局面。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曾表示,生态环境部成立前,与水环境治理相关的地表水环境、地下水污染、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生态环境部成立后,将统一制定政策规范,水环境治理的效率也将有望提升。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表示,随着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难度的加大,精准施治要求越来越高,亟需配套“稳、准、狠”的精细化政策。未来,政策方向将从过去后端、末端政策向前端推进,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守住底线、不碰红线,要在生态环境容量过紧日子的前提下,建立硬约束,另外,还将综合考量产业结构、能源资源结构、交通结构、用地结构、城镇布局等。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环境污染不是一天恶化的,所以改善起来比较难,需要打好突出重点的攻坚战,以及打持久战的系统安排。”吴舜泽表示,环境政策应当做好长远谋划与重点突破、阶段歼灭。
在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导向上,吴舜泽提出了两个基调:第一是遏制负外部性,将重点放在政策制度的体系化、内生化,包括按日计罚、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环境司法等方面;第二是彰显正外部性,改善环境者得利的政策制度还需要加快建立,包括生态环境优质优价的需求、价格、产权、财税、金融、绿色消费等政策;高质量发展或绿色发展的考核评估激励体系、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自然资源收益,让生态环保为经济做加法,兑现生态产品价值、生态环境价值。
另外,吴舜泽认为,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关注环保,还需要从经济发展这个轴线上去思考。环保政策对经济长期利好,短期影响较小,搞环保也可以拉动经济。
“我们赶上了最好的年代。”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表示,从1998年到2008年再到2018年的三个阶段,我国水务上市公司从10家涨到17家再涨到44家,营业收入从5.5亿到7.3亿暴涨到26.8亿元。
“‘十三五’后期,水务投资需求将超万亿元,污水厂提标改造或存千亿元空间,污泥需求强弱分化大,2000亿元市场余量待释放,水环境治理存在5000亿元资金缺口。”薛涛表示,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发展,我国水务投资也必将进入中速发展,环境领域进入“小阳春”的爆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