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年演讲说开去：回归经济学常识，看环境产业发展

2018年已经过去，几场跨年演讲刷屏。完整看完四万多字的“时间的朋友”通稿，却未能真正“得到”什么。说得似乎都有道理，却是些正确的废话，好似各种添加剂调制出的鸡汤一大锅。“知识付费”有圈定并指点江山的派头，却和儿童文学《小王子》中“数星星”的商人无异，以为自己数多少星星，自己就将拥有可观的财富。再看吴晓波的演讲，虽有人指出其中有些错误，但和阅读其著作《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一样，能看到真正属于他的发现与思考，让人有所启发，而不是知识的“搬运工”。许知远的演讲，则一如既往地显现出他的睿智和深度，直指“消费”作为主要沟通语言横行下的知识匮乏、思想浅薄，且不限于人、国家与社会。

2018年最大的收获，是凡事要考虑逻辑、要回归常识。逻辑的背后是思想，根源却在于常识。对此深有体会的事件很多，比如过去一年来一些证券行业常常对上市公司有误判，他们分析得很有逻辑，在根上却和常识相悖；比如环保成为某些公司业务多元化的一项战略，但其参与的项目现场却让人看到常识就能排除的巨大风险；又如一面喊出秉承“匠心”精神、打造“精品”工程，一面又是在规模上的你追我赶，已然忘记规模经济之外还有规模不经济存在的常识。

回到环保，过去一年（甚至四五年）的问题，其实经济学常识能够给出答案。以下就曼昆经济学十大原理中与环保有直接相关的几条进行分别论述。

环保是一种政策导向型的产业，政策趋严则市场理论上更大。但不能忽视的一个常识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种权衡取舍。强调环保治理，必然增加生产的直接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及整体经济的产出。反之，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放松环保治理的力度成为重要选项。从中期来看，相应地，环保所能获得的政策支持可能减弱，市场喷发的情形难以再现。经济要做好“过苦日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应对策略。环保产业也不会成为例外，需要稳字当头。

当然，如果将环保投资放在公建公营和市场化运作（PPP）两个维度来权衡，在地方债严控、财政增收放缓等多重压力约束下，后者是否是政府偏好的选择，涉及到与新型专业化平台的竞争关系，还需要在未来观察，混改也许是合二为一的一种战术。

概念上，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一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环保投入也涉及机会成本。同样是100元的预算，政府如果不投在环保上，而是投在产业上（如对产业企业给予补贴），所能带来的收益可能更为可观。在我国国情下，这种收益（对环保而言是机会成本）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益，很多时候是政治上的考量，是各种效用的总和。根据这个概念，会更好理解为什么有些“政绩工程”会实施更为顺利、钱更容易到手（当然政府换届有可能由此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不少环保项目在实操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面子”与“里子”，既是一种决策本身的权衡取舍，也是地方执政者对机会成本的理解与应用。

理性人系统而有目的地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其目标，往往通过比较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来做决策。曼昆解释了水为什么便宜、钻石为什么昂贵。关于水，虽然对人而言不可缺少，但增加一杯水的边际收益微不足道，因为水太多了，每个人的支付意愿因此并不高。这对我们理解为什么自来水价格调整难度大，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如果放在工业供水，就能更好理解有些工业企业自行打井取水而放弃接受园区统一供水的做法，打井取水的边际收益远高于其边际成本。

按照边际量决策的常识，地方环保治理达到一定程度时不再深化，也有其合理性的支撑。这也是有环保专家对所谓工业“零排放”、污水高标准排放等持保留态度的重要原因，比如孙晓航关于提标的争鸣、王洪臣对农村污水标准的看法等，所产生的治理效果增量收益与其增量成本并不匹配，投入产出比上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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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变人们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当决策者未能考虑他们的政策如何影响激励时，这些政策通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非常平常的常识，在环保上却有不少非一般的反应。

比如2014年以来的PPP热潮中，“可用性+运维绩效”付费方式的引入，带来的PFI类环保项目喷发，以及“工程进、经营退”的现象。这是各方（包括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对政策（激励因素）做出反应的最终结果。这也是我们在《涛似连山喷雪来：薛涛解析中国式环保PPP》一书中反复强调考虑各方对政策的理解差异及多方利益博弈的原因，提出要根据利益主体的自私趋向运用“博弈论”的思考方法，预演各自在“游戏”规则下结合实际能力和需求的行为模式，以此设计针对性机制引导多方主体在PPP 规则下博弈后，达到最终总合成方向最优的结果。

同样，在地方环保监管执行不到位、环保职责划分不明确的因素下，才可能出现污水处理厂上游排污单位超标排放、导致污水进水超标及出水超标、各方相互推诿的情形出现。这种问题无法通过单个部门的一则通知或一次讲话解决，只能从根源上预判各方的反应，作出更合理的政策安排。对此，在E20近期举行的主题沙龙上，业内专家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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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家庭，社会分工会给每个人、每个家庭带来收益，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大到国家，国家间的贸易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互通有无，使每个国家的状况都变得更好。“贸易多赢”，本质在于开放、竞争。

而放在中国环保产业，区域间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这种情况从此轮PPP中不少环保项目在社会资本招采环节所设置的资格预审资格、投标条件等可见一斑。开放程度不足、竞争不充分的市场，和封闭的贸易经济体一样，在项目上难以实现“物有所值”、在整体上则难言效率与公平。

“看不见的手”，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很重要的洞察是价格会自动调整，达到整个社会的最大化。其中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阻止价格根据供求状况自发调整时，它就限制了看不见的手对组成经济的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进行协调的能力。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反作用于供求关系。

在垃圾焚烧领域，属地性价格和市场价格存在很长偏差。其中，市场价格远低于前者，主要原因就在于“看不见的手”使然，体现了市场化的优势。

从危废这一环保细分领域看，经营许可权限下放、且允许价格由产废企业和危废处理企业自行协商，交易已走向深度市场化，从而推动危废处理企业积极参与、加快建设和投产，快速弥补当前危废处理需求缺口。

而在餐厨垃圾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等细分领域，其后端资源化的路径探索逐渐明晰，带来经营性收入上的理性预期，因此加速这些领域的模式创新。推而广之，业内探索的EOD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的城市开发），实际上是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的具体体现，需要“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才能落地生根。

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性，具体有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环保本身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污染时所有主体受到损害、改善时所有主体获得收益。但前者的成本由大家承担、收益为排污者独享，属于“公地悲剧”现象；后者则是成本由治理者承担、收益为公众共享，存在“搭便车”情形。

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意义就在于治理这种“市场失灵”，让污染者承担污染治理的成本（“污染者付费”），让受益者承担环境改善的成本（“受益者付费”），或者在无法找到相关主体时由政府承担（“财政付费”）。

按照这三种方式，我们能够更好理解污染者付费下对工业排污/产废企业收费（或征税，使外部性内在化）、受益者付费下由受益主体承担治理成本（如治沙企业获得林业资产及土地而承担治沙成本、流域下游区域政府获得合格水资源而向上游政府支付治理费用等）、大部分市政环保由政府财政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的逻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中提到“加快构建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价格机制，推进污水处理服务费形成市场化，逐步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费基本覆盖服务费用”，实际也是污染者付费机制的体现，要求污染者（用户）承担污水处理全成本费用。

前述所提到的EOD，“看不见的手”之外，也需要政府适当的干预或政策支持配套，才可能在“受益者付费”的基础上演变为环保产业的商机，成为“两山论”落地的重大突破。

通过以上几条的分析，或许对2019年环保产业发展会有一些新认识，少一些盲目的热情，多一些常识之上的理性。欲速则不达，行稳方致远。